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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回到香港，巧遇新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訪港。王光亞訪港三天期間，一改上任港澳辦主任廖暉自香港回歸以來的低調作風，高調的走訪了環球貿易廣場的天際100，天水圍街市等，對香港應該有長遠城市發展藍圖，對香港草根階層的住房問題，做出了明確的施政方向的評語，仿佛他是香港特首。當天電視新聞已經有民間政黨成員指出，經過了十多年的港人治港的過程，中央政府通過不同的途徑，滲透香港經濟社會各方面，港人治港已名存實亡。我覺得，此等評論實在沒有擺正香港作為中國一分子的位置，而是停留在上世紀香港依然受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中英對抗階段，今天已經完全不合時宜。
雖然董建華也好，曾蔭權也好，他們之能夠當選特首，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欽點，通過基本由親中央的大選民，也就是八百個選舉委員會委員，以多數票通過。從歐美民主政制的角度來衡量，特首在香港人心目中缺乏合法性是可以理解的。但二零零七年北京人大常委會同意在二零一七特首及立法會議員可以通過普選產生，在今天香港人有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難以享受到的自由環境裏，實在暫時無需急躁提前普選的步伐。
既然董建華和曾蔭權在香港人心目中缺乏先天的合法性，在香港回歸初，香港人抵制中央的態度是自然不過的。董建華一心一意想為香港草根做點事，而他善意的八萬五政策卻受到香港媒體的無情攻擊，沒有獲得失落的香港人的歡心；曾蔭權也算鞠躬盡瘁，無奈雖忠心耿耿要“打好特首這份工”，卻有心無力，執政至今乏善可陳，令中央傷透了腦筋鬧透了火。中央政府心目中，理所當然是希望物色到一位既能出得廳堂（有國際視野擅長交際），入得廚房（為香港制定發展藍圖，穩定社會民生和擺平土生華人大財團），也能入得睡房（和中央政府對香港管治有共識）的理想人選。但又何談容易！自開阜以來，香港人是以來自中國各省的難民為主，人生目標要不是做生意致富，就是做一個老老實實的普通人當上一個殖民地的公務員，對於政治和國際公共事務沒有任何興趣，當官只是執行大英帝國長官的指示。這樣的人才何處找？讓變遷中的香港社會，待以時日，慢慢培養。
近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飛黃騰達，香港和大陸的生活水平差距急劇縮小。自美國金融風暴以來，在美聯儲的印鈔機源源不斷的把流動性輸送到中國和香港，人民幣對美元和港幣升值，熱錢湧進香港資產市場，香港通貨膨脹壓力越加沉重，地產價格飆升，基層民生困苦。而港府束手無策，看來只好敷衍了事。中央政府眼巴巴的看著，只有幹急的份兒。既然特首不是通過普選當選，經中央欽點上台，港府施政不力中央政府自然要負全責。故面對香港社會輿論和民主黨派社運的壓力面前，剛上任沒有多久的王光亞高調談論民生問題和香港將來的發展，並非表示中央政府要改變港人治港的政策。
只有通過港人治港，才符合中央政府的最大利益。中國經過了二十多年的快速經濟增長，結構性的問題開始冒現。從世界政經格局來看，歐美發達國家經濟困難重重，國際間的摩擦越來越頻繁。我相信中央政府巴不得香港經濟社會平穩，儘量避免去碰這燙手山芋，插手香港內政，自討無趣。有一天要王光亞垂簾聽政，那是中央沒有辦法的下下之策了。為明年物色一位稱職的特首的香港人選，才是中央政府五年一度的“垂簾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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